一杯酸奶何以成“顶流”？（神州看点）

“井”眼观天(yǎnguāntiān) 照见京华 “出(chū)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，就是(jiùshì)井窝子，这里满地是水，有的地方(dìfāng)结成薄薄的冰，独轮水车来一辆去一辆，他们扭着屁股推车，车子吱吱扭扭地响……”林海音在《城南旧事》一文里的这番描写，让整座北京城都越发(yuèfā)灵性了起来。 在(zài)这座千年古都纵横交错的轴线文脉中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“井”，“井”不仅是田间地头、市井院落中滋养生命的汲水之地，更是民俗传说、建筑装饰中孕育文化的活水之源。从元大都(yuándàdū)“因井成巷”的营城智慧(zhìhuì)，到王府井大街的地名记忆，再到隆福寺(lóngfúsì)藻井上荡起的璀璨(cuǐcàn)星河(xīnghé)，“井”如同一条隐形的线索，串联起北京的过去与现在、烟火与诗意。 金台古井侧面水波纹雕刻(diāokè) 要说北京的(de)井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北京文化(wénhuà)的重要名片之一——胡同。在(zài)元代都城营建时，蒙古先民由于世代栖居于干旱的草原地带，尤为珍视生活必需的水资源，而在不靠近(kàojìn)河流或湖泊的地方，只能通过水井来获取水源。所以，建设水井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被置于优先位置，形成了北京“凡居所必凿井”的布局，水井由此成为每家每户日常生活(rìchángshēnghuó)的标志性符号。长此以往，蒙古语“水井”一词的发音“胡同”逐渐成为我们如今熟知(shúzhī)的意思，其指主干街道之间(zhījiān)较小的通道，既(jì)是北京地区特有的城市景观，又暗含着水井与居住空间的共生关系。 北京地名中不乏“井”的身影，如王府井、双井(shuāngjǐng)街道、七井胡同等，这些名称的由来皆因旧时水井(shuǐjǐng)的存在。明清时期，北京城内分布着上千口水井，甜水井与苦水井的差异，催生(cuīshēng)了(le)独特的“水伕”行业——用独轮车推着木水桶穿行于胡同间的送水工。胡同青石板上的车辙水痕(shuǐhén)记录着北京老百姓对于甘泉的渴求。 除了提供饮用水之(zhī)外，水井还兼具田地灌溉、建筑消防、食物(shíwù)保鲜等实用功能。例如(lìrú)，北京故宫(běijīnggùgōng)内虽现存七十余口水井，但因水质问题而多发挥消防、清洁与消暑之用，宫内饮用水则需从玉泉山运入(yùnrù)。此外，故宫中最大的(de)戏台畅音阁的地下室里也挖了一口(yīkǒu)水井，目的在于扩大共鸣声，增强舞台的音响效果。位于北京大兴区念坛公园内的“幽州台歌”景点，是为纪念(jìniàn)唐代诗人陈子昂而建。这一景点有(yǒu)一巧妙(qiǎomiào)之处，就是后人在修缮幽州台时，依据相关历史传说，于幽州台旁复原了一口古井，名曰“金台古井”。金台古井的侧面以水波纹雕刻作为装饰，符合古人“以井厌火(huǒ)”的想象。这暗示着金台水井在当时不仅满足了人们的饮水(yǐnshuǐ)需求，更重要的是为木质结构的幽州台建筑提供消防用水。因此，水井既是北京城市变化的历史坐标，又折射出中国先民古老的生存智慧。 北京(běijīng)老百姓傍井而居的传统，使得水井由原本的生存必需逐渐向文化象征转变，被赋予了烟火气息与乡土情怀，这便是市井、乡井、背井离乡等词语的由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井台(jǐngtái)是邻里交流的重要场所，清晨之时，妇女们挎着木桶(mùtǒng)在井台边洗衣择菜(zháicài)，午后傍晚(bàngwǎn)，老人们摇着蒲扇(púshàn)坐在井台上纳凉闲聊，一旁还有儿童(értóng)嬉戏打闹。正如林海音在《城南旧事》中描述的井台边生活片段(piànduàn)，一方小小的井台，见证着北京的市井百态。不难看出，“井”早已超越实用功能，成为北京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。 水(shuǐ)井孕育了北京丰富多彩(fēngfùduōcǎi)的(de)民间习俗与传说故事。早在元代，北京已有“引龙回(yǐnlónghuí)”的习俗。依据《析津志(xījīnzhì)辑佚》（《析津志》是由元代熊梦祥编纂的北京首部地方志，原书约成书于1368年，后散佚）中(zhōng)的记载，每逢二月二“龙抬头”，各家于五更(wǔgēng)之时用石灰旋绕水井撒(sā)一圈，而后引向自家屋内的墙根、灶脚处，灰粉蜿蜒盘旋犹如龙王入室(rùshì)，以此祈求风调雨顺、吉祥如意。“打午时水”也是中国民间的一个重要(zhòngyào)习俗，“午时水”指端午节正午从井中汲取的水，在古人看来，端午正值仲夏，午时阳气达到鼎盛，井水因吸收了天地之阳气而被称为“极阳水”或“正阳水”，具有驱邪避祟、洁净身心、消除灾障的功用。同时，水井的狭窄与封闭特性激发了人们对于它(tā)的奇妙想象，从而让以井为主题的传说更显神秘色彩。例如，现为北京重要交通枢纽(jiāotōngshūniǔ)的北新桥在古时就有锁龙井的传说，将明初军师刘伯温联合(liánhé)高僧姚广孝擒龙的玄幻故事融入现实地标。 此外，北京孔庙中一口名为(wèi)“砚水湖”的(de)古井也颇具(pǒjù)故事性。由于古井形似(xíngsì)砚台，乾隆帝(qiánlóngdì)为其赐名“砚水湖”。相传，这口井中的水清甜甘洌，如果平民百姓喝了井水(jǐngshuǐ)，便感到心神安宁、求知若渴，而若是文人学子饮用井水或以井水磨墨，便能文思泉涌、笔下生花，于科举之中拔得头筹。尽管因北京地下水位下降，如今井水已几近干涸，但每到(měidào)考学的关键时刻，仍有众多学子前来砚水湖边祈求(qíqiú)“圣水”庇佑，许愿金榜题名。这些流传至今的民间习俗与传说故事，如同井水般浸润着北京百姓的城市记忆，使得“井”成为地理(dìlǐ)空间与文化空间交织的意象载体。 当(dāng)我们俯身探秘水井，追寻深藏在井底的(de)(de)文化密码时，穹顶之上的藻井同样是(shì)(shì)北京文化的重要表征。藻井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呈穹隆状的装饰构件，四方叠涩，交木成井，一般被置于建筑顶部的核心区域。其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墓室装饰，及至明清时期，藻井成为宫廷建筑的标志性装饰。在北京中轴线上，故宫太和殿、慈宁宫(cínínggōng)内的蟠龙藻井，以及隆福寺的星空(xīngkōng)藻井、盘龙藻井尤为经典。“藻”原指生长在水中的植物，后在艺术领域多用于形容华丽的文辞与华美的色彩。如今，藻井因其精妙绝伦的雕工(diāogōng)与华贵(huáguì)绚丽的彩绘而被人们誉为“头顶的星空”。 水井以(yǐ)实用功能维系生命，而藻井以艺术形式承载(chéngzài)精神，二者看似(kànshì)无直接关联，却通过“井”形成深刻的文化链接(liànjiē)。从(cóng)词(cí)源上看，“井”的字形模仿(mófǎng)水井周围的木栏框架，因木栏方方正正而引申出井然有序、井井有条等词，所以“井”具有秩序之意。水井基于地面向下凹陷，是连通地脉的媒介，代表着地下空间的秩序。藻井基于屋顶向上凸起(tūqǐ)，形如倒置的水井，将地下的秩序感投射向天穹，仰望九霄。由是观之，水井在(zài)方寸之间为藻井提供了结构原型，而藻井通过向上反转完成了从地面到天空的视觉转化。水井和藻井联合在一起，寓意着人间与天界的沟通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展现(zhǎnxiàn)中国古人“贯通天地”的宇宙观，以求把握天地万物的规律，顺时而生。 就艺术样态而言，藻井上(shàng)美轮美奂的(de)(de)图案也与传统水井(shuǐjǐng)(shuǐjǐng)的纹饰一脉相承。尽管水井主要发挥实用功能，但其四周的装饰性纹样同样不容忽视。在(zài)现存古井的装饰雕刻中，以水生植物、水怪水兽为主，是古人(gǔrén)在实用性与艺术性双重意义上将防火灭灾的意识并置。而藻井的图案最初(zuìchū)也以水草、荷花等水生植物为主，汉代应劭在《风俗通义》中有言：“殿堂象东井形，刻作荷蔆。蔆，水物也，所以灭火(mièhuǒ)。”其中，“东井”是二十八星宿(xīngxiù)中主水(zhōngzhǔshuǐ)的井宿。可见，藻井在其初创时期延续了水井镇火驱灾、庇佑建筑的功用，升华了水井本身具有的文化意蕴。北京古建筑中的藻井多以龙雕为饰，“龙”贯通了天穹之极与地脉之水，这既体现了中华文明“法天象地”的造物哲学，又彰显出宫廷皇室的神圣性与权威性。 如今，当自来水取代传统井水，当胡同变为游客们争相打卡(dǎkǎ)的景点，当只可仰观的藻井凝缩(níngsuō)成手中(zhōng)(zhōng)精美的文创冰箱贴，“井”以另一种方式存续在我们之间——它是地名中的文化基因，是文学中的乡愁符号，更代表着北京包容并蓄、生生不息的城市(chéngshì)精神。以一井之微，见千年京华。 作者单位：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文学院